纪念建党百年，不忘革命初心
国防大学二级教授徐焰少将
今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百周年，值得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隆重纪念。回首以往奋斗的峥嵘岁月，我们古老的民族已摆脱贫困落后，进入一个伟大的复兴期，中国崛起已改变了世界面貌。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的奋斗，以及当年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都被如今中华在世界上的崛起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从2016年以后，习近平一再强调“不忘初心”，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的政治报告中，习近平就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自去年以来的抗疫工作，而显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体制的优越性。如今，我们纪念建党、牢记初心的最好方式，就是继承和宏扬党的优良传统，并在新形势下将其发扬光大。
一、为人民翻身解放谋幸福是共产党人奋斗的初心
是为人民群众服务还是为少数人谋私利，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剥削阶级的最根本的标志。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在革命奋斗中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摆脱阶级压迫、压迫。在解放后，共产党又要执政为民，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
古代的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政权，都是与人民群众对立的政权，其当权者又摆脱不了贪污腐化日益严重的趋势。古代封建王朝大都也强调反腐倡廉，标榜清官、倡导节俭和注重道德说教。儒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想以道理说教制止贪欲，在人性面前是不能长久的，反而培养出大量伪君子。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强调人类的“平等、自由、博爱”原则，有其历史进步性，不过资产阶级却解决不了剥削、压迫和社会严重不公的社会现象。
在中国近代，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无法完成民主革命，长期利用军阀，连广东一省都不能统一，也无法建立廉洁政府。蒋介石统治二十多年间，军阀豪强结合，搞得民不聊生，国内40年代末的工业产值只居世界第26位。蒋介石一直没有解决两大问题：统一问题，民生问题，结果国民党统治必然被人民群众所推翻。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固有矛盾，为消灭阶级、人类共同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是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的先进政党，建党宗旨是彻底改造社会。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全民解放而不是个人谋利为宗旨，决定了能够艰苦奋斗，走群众路线。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一直认为，党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军队内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这是党艰苦奋斗思想的精神实质。他在提倡艰苦奋斗精神的同时也反对禁欲主义，主张在条件允许时应尽量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艰苦奋斗与改善民生结合，才能得到人民拥护，这也是被革命战争和建设进程所证明的正确原则。
1981年中共中央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做了三项集中概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基本立场、观点，恰恰也体现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所倡导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之中。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艰苦奋斗、群众路线的传统，这又包括两重内涵——第一在生活上要与多数民众同甘共苦；第二要努力为群众利益而忘我奋斗。
二、革命战争环境中党形成了艰苦奋斗、群众路线的优秀作风
1927年国民党实行反共屠杀后，8月至12月间共产党人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三大暴动。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率先带队伍上山实行“武装割据”，革命军队深入农村正是以艰苦奋斗精神为保障。
秋收起义的5000人部队，在几天后只剩1700人，向井冈山行军10天后又只剩下700人。在井冈山下，毛泽东破天荒地决定废除发兵饷的雇佣制，以土地革命动员农民参军以解决兵源。在井冈山斗争中，朱毛红军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又靠艰苦奋斗保障。
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实行群众路线，除了生活上与群众打成一片，更重要的是为群众谋利益。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解决农民最需要的土地问题是我党我军为人民谋利益的最主要任务。
1928年，毛泽东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仿照苏俄。规定没收地主（土豪）的田地分给农民，却仍属公有，这样就不能有效调动贫苦农民的斗争积极性。1929年1月，毛泽东率军从井冈山突围东进，随后到达江西兴国，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改变了苏俄土地公有方式，将土地分给农民私有。自此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斗争才有了正确的政策，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有了基本指针，从而能进行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并建立广大的苏维埃区域。
红军能进行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靠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顽强的的意志，而这种信念和意志从何而来？就是靠土地革命给广大指战员以实际利益，让他们将保卫“打土豪、分田地”的现实成果同革命胜利的远景结合，才能不怕牺牲一往无前。
193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全面抗日战争，需要同时完成民族、民主两个革命的任务。全面抗战初期，共产党为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停止发土地革命，为解决广大农民的土地问题又实行了减租减息（二五减租）以动员群众。正是靠这种变相的土改，从1937年秋天至1945年夏，八路军、新四军由5万人发展到了100多万人，根据地人口由150万人发展到1亿人。抗战期间党发扬艰苦奋斗、群众路线的精神，极大地发展了军队和根据地，这为中国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力量总决战准备了雄厚的力量，也准备了广阔的战场。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夕，中共中央于1946年发布了五四指示，恢复斗争地主和分配土地的政策，“保家保田、保卫胜利果实”成为动员群众参军支前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战争动员，便是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为之奋斗，使农民获得土地又是维护其主要利益的手段。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打仗，二是土改，土改又是打仗的基础。毛泽东后来总结说，我们的解放战争，是靠一亿六千万人口的老解放区打赢的。
历史证明“得人心者得天下”，共产党以弱小力量能够打败强大敌人，取得全国胜利，关键在于得到多数人支持，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精神的成果。
三、执政掌权后如何保持优良传统面临新考验
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认为已经解决了“头顶上的问题”（即推翻了三座大山），下一步需要解决“脚底下的问题”即以建设奠定强国的基础。
民国年间的中国，在世界上更是以穷困著称。就在国民党政府吹嘘的所谓“十年建设黄金时代”的顶峰1936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只有11.8亿银元，按汇率折合3.8亿美元。同年美国财政收入超过200亿美元，日本财政收入也超过60亿日元（此时1美元折合3日元）。 国民党政府后来进行八年全面抗战的军费，差不多一半是靠苏联、美国、英国和海外华侨提供。解放前中国多数人吃不饱饭，工业产值只占国民产值的10%，在世界排名第二十六位，连小小的葡萄牙都比不上。新中国成立后，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上开始进行建设。
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的时代，以举国体制集中力量搞基础工业的建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创造过世界各大国中最快的发展速度。不过由于指导思想出出现了急于求成，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又出现了两次经济倒退，同世界平均水平曾经缩小的差距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前期又拉大。不过必须指出，改革开放前中国还是奠定了一个完整配套的工业基础，建立了全民教育体系并完成了扫盲，为后来的大发展提供了远比印度和非洲、拉丁美洲国家要好的前提。
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又面临着新的考验。当时毛泽东把党同群众的关系比作鱼水关系，认为党群关系搞不好，就会失败。在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前，1949年3月毛泽东就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自全国解放起，毛泽东一面强调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一面要求全军实行统一的供应，建立有效的财务制度，逐步向正规化过渡。为解决军费不足，毛泽东提出军队应进行生产，却绝不允许经商。解放初期广大党员干部和那一代革命军人，完全服从国家利益，艰苦奋斗不讲价钱，是献身精神的楷模。
共产党进城后掌握了绝对权力，干部能支配公有钱物，不可免出现大量贪污腐化行为，而且从上至下有普遍性。1951年中央发起了“三反”、“五反”运动，虽有扩大化却教育了干部，在当时对制止腐败风气有一定作用，不过因缺乏监督机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1956年国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经济使贪污行贿困难，腐败又主要体现为利用权力多吃多占。
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正确的途径是尽快由革命党的思维方式向执政党转变。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业建设，需要长期艰苦奋斗，并照顾到广大群众的利益。1958年的“大跃进”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却是建筑在吹牛浮夸之上，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并赞成经济大灾难。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社会的进步是以生产力发展作为基础，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恰恰是在生产水平很低的基础幻想实现消除剥削压迫、人人平等和公平分配。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基础上，“公社化”以强力手段实行平均主义，只能带来贫困的普遍化，并严重挫伤劳动积极性。
1961年至1962年，刘少奇通过深入基层调查同意“包产到户”、“自由市场”等主张，很快被批判为“三自一包”，酿下后来的悲剧。由于复杂的原因，毛泽东于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发动“造反派”打倒“当权派”。这一目标是打倒他不满意的现有体制再重建，同时也含有整顿党风的目的。不过“暴民运动”不可能纯净社会风气，反而会导致混乱和破坏。想再次发动群众改造中国的幻想，在无情的动乱中破灭，只好代之以军事管制。
1976年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动乱，国家和军队建设开始走向正轨。1989年至1992年，邓小平根据国内外形势确定了“韬光养晦”、“不当头”的思想，并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我国的经济总量（GDP）从1979年的2200亿美元，至2017年发展至13.2万亿美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提升了10倍以上。中国GDP在世界上的名次，从30年前的世界第9位上升到第2位，国力的增强也为保障和平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创造了前提。 实行改革开放，使国家经济得到大发展，人民得到真正的实惠。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从下面的一个对比表也可以清楚地看出。
中美工人平均月工资(美元)对比
（年） 中国大陆 台湾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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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300 1500
-
40 500 2000
-
150 800 2500
2019 700 900 3000
四、为“两个100年”目标奋斗，努力实现“中国梦”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要根本途径，还是要大大发展我国的科技工业水平，在“科技强国”的纲领下实现“两个100年”的目标：
2021年即建党100周年时消灭国内的贫困实现全面小康；
2049年经济上全面到达发达国家的水平（经济总量肯定达到世界第一）。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虽然有了沧海桑田的巨变，尤其是国家和人民走向致富的道路，不过从世界的人均水平看还有着一定差距。如今全球人均GDP为1.1万美元，2019年中国人均还刚超过1万美元，在世界近二百个国家和地区中还位于60位左右，即属于中等水平。像美、英、法、德、日这些发达国家，人均GDP差不多都在5万美元以上。中国要实现人民生活水平追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是任重而道路，可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政治上经济的集中体现，当中国的经济人民的生活水平能赶上西方国家时，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在世界上有充分的说服力，才能引来国际上的广泛向往，不过这至少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
如今中国共产党要实现社会主义初期的工作任务，同时也不能忘记更远大的奋斗目标。为此，党要“两手抓”，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党风建设和理想信念。前些年党内出现的严重腐败现象，正是“一手硬、一手软”所造成，就是放松了党风建设和理想信念的树立。今天，中国进入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社会转型期内，我们必须以全新视角对待坚持革命历史传统和创新的关系。如今面对多元化的社会和不同的价值观的挑战，正确的态度应是坚持革命传统的精神实质，却在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1991年苏联“8.19”事件时，军队到莫斯科戒严却不执行命令或倒戈，民众也群起追随反对派，失去挽救苏联的最后机会。苏联瓦解时广大党员群众都不起来保卫党和苏维埃，说明什么？只能说明苏共脱离人民于前，人民抛弃苏共于后。历史证明，苏俄从建立初期便确立的政治体制带有与生俱来的严重弊病，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和民心丧失，是其最后崩溃的重要原因。当年中国革命以俄为师，如今建设却要以苏为戒！
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既要继承老一代艰苦奋斗、群众路线的传统，又要根据新时期的要求将其精髓发扬光大。马克思通过研究社会发展史，精辟指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相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7页）违反这一论断，是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失误的重要根源。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论断，革命和建设都为了经济目标，而不是只服务于抽象的概念。如上世纪60至70年代农业采取“学大寨”模式，就是唯意志论的产物，无法给群众以实际利益也就不能提高生产力。历史证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关键在于正确的生产关系和利益分配。只讲奋斗不讲利益是典型的唯心主义。 艰苦是为了更好地奋斗，艰苦的价值只能通过奋斗的水平和效果来注解和衡量。如果没有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只有艰苦复而艰苦，这充其量是一种愚昧的自我作贱。贫穷固然值得同情，可贫穷并不光荣。党带领人民在艰苦中奋斗逐步得到实惠，这样的奋斗才有价值、才有希望。新中国建立后70多年，经济总量由世界第14位跃居第2位。1978年后的40年平均每年有9.3%增长率，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任何国家以这么高的增长率，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唯物史观认为，评价社会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在于能否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妥善处理社会矛盾，使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这就是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的希望所在。
自2012年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整顿党风，采取了一系列有实效的措施，使党风军风大有好转。2020年面对全球突发的疫情，在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取得了抗疫的重大胜利，在东西方制度的对比中显现了独有的优势，也更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坚定了“四个自信”。在新形势下，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就一定能完成“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最终地实现“中国梦”。
徐焰， 国防大学退休返聘的技术二级教授，专业技术少将，博士生导师，校军事思想和军事历史学科带头人，曾任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清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山大学、二炮工程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二十几所地方和军队高校的兼职教授；连续三次被评为国防大学杰出教授，又是“全军优秀教师”称号和“全军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获得者。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中心、日本防卫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和讲学。二十多年来单独撰写的学术著作已出版二十多部，有一些还被翻译成日、英文在国外出版。此外，还撰写过几十部电视片并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播出，并长期担任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特邀佳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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