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军事思想》
-----徐焰
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已经实现了伟大的历史复兴。从2016年纪念建党95周年直至2017年中共十九大，习近平都一直强调“不忘初心”，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初期的英勇奋斗和光荣传统，而毛泽东军事思想正是这指导这一光辉历史进程的指导思想。1981年，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确定了新的定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2013年12月，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120周年诞辰时又强调说：“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们后人需要继承的极其宝贵的财富，也将始终当作指导军事工作的重要指南。
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1．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马克思主义指引了人类追求自身解放，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对其理论功绩的评价概括为两大方面——剩余价值学、历史唯物主义。前身引导了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后者为革命者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武器。毛泽东从走上革命道路起，便信奉唯物史观，也是他哲学思想的基础。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是在与国内外强大敌人的长期作战中逐步形成、完善并趋于成熟的，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成果。
毛泽东回忆早期学习马克思主义，只学了四个字即“阶级斗争”，他早期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也主要是列宁的著作。1925年毛泽东写下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开篇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思考，反映出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就在独立思考中国革命的总体战略。
在1927年至1937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解决了如何以土地革命发动农民、如何建设军队、如何建设根据地这三个核心问题，从而提出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战略原则。
2．理论家与统帅的双重地位结合使毛泽东形成深邃哲学思维
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像毛泽东那样集军事统帅与理论家于一身的人物非常少见。他既能从亲自领导的战争经验中总结出军事理论，又可以把自己提出的理论付诸实践和反复验证，这个实践的特点是古往今来许多军事家所不具备的。
实践第一，尤其是深入中国革命的实际，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也是他后来一系列军事业绩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首先在于他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在重大关头，他做出一系列关系国家前途的决策，即“大战略”方面的决策。例如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在国际战略全局上恰恰是利用了全球范围的两大力量对峙。1949年初，毛泽东在西柏坡总结：现在世界形势是两个老虎对峙，一个红老虎，一个白老虎，我们正好利用这个间隙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3．革命性与民族性统一造就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战胜强敌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曾总结说：所谓战略战术者，讲过来讲过去无非就是四句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泽东解释这一思想，其基本精神就是不要跟在人家后面走，要有自己的一套打法。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依靠先进的武器，我依靠有觉悟的人民。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我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二、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应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
根据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思想的归纳总结，其核心主要体现为三个特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恰恰也体现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军事指导思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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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开创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战争道路
1927年8月至12月，南昌、秋收、广州三大暴动的目标都是夺取大城市，受挫后毛泽东率先带队伍上山实行“武装割据”。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时最早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仿照苏俄模式，规定没收地主（土豪）的田地分给农民，却仍归公有。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回顾说：“在井冈山的时候我提出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
1929年上半年，毛泽东率部从井冈山突围到达赣南兴国后，改变了《井冈山土地法》而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新土地法改变了苏俄的土地公有方式，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私有，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有了基本指针。事实证明，土地革命、农民战争和共产党的领导这三者相加，就构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内容。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总结丰富的斗争经验，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他还写出了一生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强调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注重矛盾的特殊性，这是开创革命胜利道路的思想保证，也是指导战争的哲学基础。
2．群众路线──主要依靠农民参军参战，以人民战争战胜强敌
毛泽东从领导武装斗争起，便不但使用军队打仗而且用人民打仗，尤其是注重发动农民以形成人民战争，这恰恰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战争领域的体现。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农民，农民问题的关键又是土地问题，
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动员人民参军参战的关键同样是解决土地问题。中共中央为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停止了土地革命，为解决广大农民土地问题便实行减租减息（二五减租），以这种变相的土改动员起群众。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前夕，中共中央发布了《五四指示》，恢复斗争地主和分配土地的政策，“保家保田，保卫胜利果实”成为动员参军支前的关键。
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打仗，二是土改，土改又是打仗的基础。毛泽东总结老解放区的土改时说：“我们的胜利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靠这一万万六千万人打胜的。这一万万六千万人给了他们什么东西呢？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动起来呢？为什么能够组织这么大的军队呢？就是因为在这一万万六千万人中间进行了土改。”“要肯定这个伟大的胜利，有了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这个胜利”。
3．独立自主──争取外援时主要依靠自力更生隙争取胜利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国际派来的代表虽有正确的指示，多数人却犯了瞎指挥错误（包括王明）。从1923年到192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中国大革命失败时却毫无自我批评，把责任全推给陈独秀。
从1921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经费主要靠苏联提供，国际代表能以此发号施令。1927年毛泽东率军转入被包围的农村根据地之后，只能靠自力更生。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军队难以得到外援，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因而能抵制斯大林的一些错误意见。历史证明，能“自力更生”才能“独立自主”，40年代前期的延安整风最主要的批判矛头便是生吞活剥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这是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三、解放后毛泽东的军事探索奠定我国国防战略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和保卫祖国的任务，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更新、更高阶段上的发展。在国家建设中，毛泽东注重发挥广大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强调“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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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自主，自强自立作为国际战略中的基本立场
新中国成立时，部分民主人士建议新中国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毛泽东决定“主动地一边倒”。在“一边倒”的战略方针下，又要保持自立自强，那就是在联合盟友时不能听从指挥棒，争取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苏联在50年代提供的军事援助帮助我军迈入了现代化，然而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始终坚持自主的立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下决心出兵朝鲜，通过抗美援朝战争，中国重建了鸦片战争以后丧失的民族自信并赢得国际尊重。
在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相差悬殊的形势下，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军事领导人在指导艺术上最高超之处，便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变整体力量上的劣势为局部战场上的相对均势，特别是达到了以下四个平衡──
国际战略格局平衡：敌打联合国旗号，我国同苏联结盟并发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牵制了美国的主要力量。
作战时间平衡：“白天敌人控制，夜间是我们的天下”。
作战空间平衡：敌有海空优势，我有地面地下优势。
战斗力平衡：敌掌握技术装备优势，我有精神优势。
50年代中期，对我军在东南沿海采取的军事行动，毛泽东称为“政治仗、军事仗、外交仗、宣传仗”的结合。在美军介入的直接威胁下，毛泽东在指导作战中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高超策略，在不扩大战争的情况下胜利地解放了浙东诸岛，随后并实施了炮击封锁金门的作战，教训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并稳定了东南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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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四邻，以打求和以保障国家建设
解放初期，毛泽东、周恩来在处理周边问题时确定了“安宁四邻，以利建设”的方针。解放后军委确定的战略方针，又体现了不同保卫我国安全的重点方向。1949年末确定“南重北轻”，以解放台湾为重点；1952年确定“东北为死守区，华北、华东为坚守区，华南为机动防御区”；1960年广州会议概括出“北顶南放”；1964年十三陵水库会议确定“应付四面八方”；1969年后以“三北”为重点，后概括为“一条线”。
1954年4月，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抵达日内瓦参加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会议，以17度线为界停战分区而治，改变了“输出革命”的做法，为我国赢得有利于建设的安全环境。
1962年，当我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时，印度乘机在中印边界西段推行“前进政策”，毛泽东最后确定实施反击。他曾指出，对印反击战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其目的是“中印边界上打了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边境安定。”事实证明，全国解放后我军进行局部战争有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打是为了和；不打不能和；打不赢也不能和；打过头了还影响和。”因为，确定战略目标应明确、合理、有限，与自己实力相符，这是战略指导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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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指挥高度集中和战术行动充分放权相结合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体现为战略上高度集中，战术上充分放权。毛泽东为首的我军统帅部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一个传统，便是统帅一般不干涉下面的战术问题，因下级更了解战地实际，应大胆地发挥下面的积极性、机动性。毛泽东下达的指示，大多数情况下又允许下级变通执行。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一直强调“外事无小事”，军事、外交事务都要由毛泽东亲自决定，是因为这两项直接关系国家安危，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例如在解放初期处理西藏问题时，毛泽东亲自决定各项政策。我军在对印度发起反击作战之前，毛泽东仍强调：打第一枪要经过我的批准，打起来我就不管了。
1974年的西沙反击战胜利，也是临机反应及时的范例。前线部队遇敌挑衅后及时反击，并完全收复西沙，体现了战略指挥的灵活性。不抓住这个原来未预料到的机会，西沙群岛的一部分也会被越南占领，南海就会出现对我国非常不利的局面。
4．自力更生同争取外援相结合，掌握尖端武器并实施有效威慑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马上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和军队现代化的任务。毛泽东还指出：“只讲导弹、原子弹、氢弹，民兵是否也能每人发一个原子弹呢？所以，洋的土的要结合，常规武器加特种武器。”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毛泽东在国防建设中重要的战略思想。
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因基础不稳并有求于中国支持，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抓住这一历史契机，迅速提升了我国科技和军工水平。1957年7月，因苏联内部不稳，毛泽东又同意抓住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从苏方争取到核技术援助。中国从一辆汽车、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的薄弱基础起步，十几年里便完成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实现了大幅的跨越式发展，这正是自力更生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相结合的结果。
毛泽东认为核武器既要“有”，又不能多搞。1961年9月，他向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不首先使用，“有一点，少一点，好一点”是最正确的核战略。
四、毛泽东晚年战略失误同样是宝贵财富
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在军事问题上也有表现，不过这不属于后人需要继承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部分。1980年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时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120周年诞辰的讲话中也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同时他还强调：“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1．对时代主旋律的认识偏差会造成战备“过火反应”
在50年代，毛泽东曾科学地判断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出兵朝鲜时就立足于“战争地方化”，即准备应付局部战争。国内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当时毛泽东在战略思想转变方面做出了宝贵探索，由强调世界革命变为承认“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同意对外强调和平共处。进入六十年代以后，这一探索中断并出现倒退，表现为希望世界革命速胜的不切实际的观点。60年代后中国陷入严重经济困难，援外却大幅增加，并将越南的抗美战争视为典范，而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都批判为修正主义。
2．“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难以统一损害了本国利益
“支援世界革命”与“和平共处”有着不可解的矛盾，这使我国对外政策长期陷入两难和两头兼失的困境。执政党在对外战略中过多考虑意识形态因素，势必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最后导致决策机制的紊乱。
中苏关系的结构性弊病，在于长期以国际共运统一领导的思维处理国家关系。60年代中苏两党发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为题的大论战，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讲的都是“空话”。这一斗争直发展至边界冲突和双方进入临战状态。当年参加过“反修”斗争的老一辈革命家伍修权在90年代也曾总结说：“对于这场三十多年前的‘反修大战’，我党已经在种种场合用不同方式作了新的评价和结论，认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该发生的。……它是我们党内当时那股‘左’的思潮在对外关系上的反映。毛泽东作为这场‘国际反修大战’的最高指挥，一方面表现了他非凡的才智和魄力，另一方面多少也反映出他个人的失误和局限。”
3．对主要威胁的错误判断导致政治、军事工作重心的偏差
60年代毛泽东在国家安全战略上的最大判断失误，是把所谓“内外修正主义勾结”视为最大威胁，因而发动旨在“反修防修”的“文革”。1989年胡乔木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一文中，将60年代和70年代对战争问题的“过火反应”列为“左”错误五大表现之一。正如胡乔木所说：“左”的错误都是发生在封闭的状态之下，是“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心态的体现，“以为全世界都要扼杀中国这块仅有的革命圣地”。当年用外部敌情刺激来强化国内“反修”，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造成严重恶果，不过此举也产生一个有益的副产品即中美和解。
4． 未及早实现执政党思维方式的转变，总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党的军事工作中心由夺取政权变为保卫国家安全和权益，中国共产党要用执政党的思维考虑战略问题。毛泽东晚年在处理国内安全问题上，过多地强调了阶级斗争，处理对外关系时也以意识形态划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利益的维护。
推进“世界革命”受挫后，从1971年起毛泽东通过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从国家利益出发开始实行抗苏的“一条线”战略。毛泽东并在1974年至1975年决定同东盟国家建交，同意不再支持其国内的共产党游击队。毛泽东晚年的这一决定，表现出面对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矛盾，最终以国家利益为重。实践证明，按国家利益处理对外关系才能维系长久并互利，按“国际主义”处理国家间关系都会由亲变仇。
毛泽东生前也曾讲过，不要把错误看成一种耻辱，同时要看成一种财产。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中的失误，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重要借鉴。邓小平通过反思“文革”时“左”的错误，进入70年代后对我国内外政策都有了新思考，复出后即加以改变。从1987年中共十三大起直至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党章上都删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条文，从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成为党的基本要求。
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回顾解放后党在军事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应在今后军事工作中引之为戒。
五、借鉴经验教训，以时俱进创新战略思维
1980年8月，邓小平曾强调：“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同时他还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
1．以开放的眼光与时俱进地看待外部世界，不断创新战略思维
对世界和时代特点的认识，是战略指导正确与否的首要因素。吸取苏联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不是只注重暴力，而是要发展生产力，我国军事工作的重要目标则是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根据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提出新民主主义思想，这是毛泽东最伟大的政治理论贡献，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5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国际战略方面曾提出一个重要思想：中国要独立，第一要同美国斗，第二要同苏联斗。中国要发展，第一要同苏联搞好关系，第二要同美国搞好关系。几十年来我国的发展历程，证实了这一思想的远见性。
2．建立民主化、最优化的战略决策机制
战略指导正确与否的基本保证，是能否坚持实践第一和发扬民主。在革命战争中，毛泽东长期深入斗争第一线，并且很注意听取前线指挥员的意见。
在50年代的军事斗争中，由于党内民主生活还比较正常，毛泽东能注意及时听取各种意见。进入60年代后，由于党内民主生活日益不正常，很难发表不同意见，出现失误便难以纠正。历史证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任何人都不能违反，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
毛泽东当年决策的一个特点，又在于经常有奇思妙想，在发扬民主后能乾纲独断。通过研究解放后的战略决策过程，可概括出以下经验：
①正确判断世界形势，确定适当的战略目标。
②建立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机制。
③处理好目标与能力的平衡，目标要坚定、具体和有限，不能随意扩大。
④多种手段配合，对大国和强敌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不宜结成死敌。
⑤决策时慎思，计算好斗争的成本和后果。
3．对革命理论要学习其基本立场、方法，而不能拘泥于某些结论
毛泽东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宝，是以他名字命名的思想，其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曾为举世所公认。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基本立场、观点，也体现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之中。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某些现成结论不能套用。林彪、“四人帮”鼓吹的个人崇拜，恰恰造成了思想僵化，使我国军事战略决策在60年代至70年代出现一系列失误。如今人们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是领会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现实工作。
4．树立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新中国发展史上的历史性转折点，在军事战略问题上也体现为不以意识形态、而以国家发展利益考虑对外斗争。党内克服了极“左”思潮，决策也开始走向科学化。在新的历史时期里，研究以往战争指导艺术，对当前和今后的军事斗争有着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
毛泽东当年是打破“本本主义”、解放思想的典范。我们新一代军人不但应学习毛泽东思想，也应学习毛泽东的实践，在新时期解放思想，创新思维。如今，我国面临着面新的战略形势，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强国强军。为完成“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在我国国防建设和今后的军事斗争中，毛泽东军事思想仍是应该继承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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