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格局新变化和我国面对的安全环境》
徐焰
当前,突发的全球性疫情使国际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经过70年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经济腾飞,自2010年起的十年来国民总产值已仅次美国居世界第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的主体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党风和社会风气得到整顿,国内出现了新气象。近来的疫情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今年的国际政治议程,也重塑几乎所有国家的内政外交议程。目前,中国面对着复杂的安全环境,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安全表现出日益严重的综合性威胁。面对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增强自身实力是关键,在搞好经济建设、增强科技创新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建设,才是和平崛起的根本保证。
一、面对全球性灾难挑战,中国化危为机彰显了震惊世界的软硬实力
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出现了反对“一超独霸”而争取“多元化”的大趋势。回顾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史,尤其是吸取苏联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之路。新中国成立后70年,GDP从全球1.6%增至15.8%,从下表就可看出:
中美GDP对比(美元)
1950年 中国155亿 美国3001亿
1979年 中国2200亿 美国2.7万亿
2019年 中国14.2万亿 美国21万亿
改革开放后,中国抓住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使国家得到为时4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目前国家财政收入、军费开支也都仅次于美国。目前中国崛起改变了百年世界格局,“西方优越”地位受到冲击,同时也引发了美国及其盟友对华的妒恨和敌意不断增长,前一段的“贸易战”就是实施打压的手段。
今年出现的疫情,意外地形成东西方的一场显眼的制度竞赛较量。中国胜利令美欧感到意外,尤其是显示出我国国家机器——军队、警察、医疗、交通、通讯等部门的高超动员水平、人民的集体主义精神,对全民是一次活生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人道主义教育、医疗卫生教育、遵纪法制教育,也让人看到西方政客所谓的民主、人权虚伪和行政无效率。
美国的综合实力仍然在世界上属于超强,在疫情中却出现最大危机并应对无力,其全球超级大国形象已崩溃,让盟国也感到失望,北约、欧盟的凝聚力严重下降。此次中国向100余个国家施援,为历史上空前,大大提升了在全球的威望,政治经济上都有益处。不过,美国为首的西方也加紧向中国“甩锅”,反华情绪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这恰恰表现出对中国崛起的恐惧。
新中国建立以来,举国体制成为全面展开建设,搞重点项目,改善民生,消除内灾和抵御外患的独门绝技,是自由散漫的西方国家无法相比的。中国目前的工业产值已居世界第一(只是信息化和高科技不如美国),并且是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的国家。冷战结束和苏联瓦解后,美国处于“一超独霸”地位,也背上了众多包袱,影响了自身发展。进入信息时代后,国家间实力对比主要不是看钢铁、煤炭产量,而是看高科技水平。目前美国在军事科技、航天航空、互联网、芯片设计、新能源、生物科技等几乎所有前沿科技领域都占据着绝对领先地位,却也面临着“产业空壳化”即基础工业流失等新问题。2016年美国大选出现保守势力代表特朗普获胜,正反映出美国的主要财团对“全球化”的新变化,对外部包括中国的经济摩擦会进一步加剧。
从世界格局看,美国超强的地位还没有改变,近年来同西欧、日本相互利用,在打压中国方面还有些共同点。不过从自身利益出发,欧盟和日方对华还想改善关系。放眼全球,欧洲和日本人口老龄化且缺乏创新,拉美民粹盛行,俄罗斯僵化的状态未改变,非洲尚未开启现代之旅,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体。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不过非洲独立国家大多陷入内乱和经济困窘。虽然在上世纪新技术革命的“第三次浪潮”中西方一度领先,不过进入新世纪后西欧和日本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停滞和衰退,美国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今年的疫情又暴露了“美国优先”是不顾盟友,其制度上的弊端是重资本利益而轻视平民死活,政治内斗黑暗又效率低下。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资本主义解决不了人类社会矛盾,社会主义有光明的前途。不过历史也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实现,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把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好又是关键。环顾历史和当前世界,若按西方理论改造中国,如今至多形成印度或菲律宾的局面,只有按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并创造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才能保证国家独立和强盛。
二、我国安全环境复杂化,“一带一路”计划新挑战
我国的安全形势是世界各大国中最为复杂的,内外不安全的因素众多。中国崛起的同时面对着复杂的安全环境,主要是:
东独─台湾
西分─藏疆
南争─南海
北患─日、朝
目前,只是美国对我国安全有综合性威胁,1999年以后美国已明确把中国列为2015年前后“新的全球性对手之一”,近年的“亚太新战略”更是将对华遏制当成重点,美军也把我军视为主要作战对手。近年中美两国的磨擦,反应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引起了美国的不安,因而从多方面遏制。特朗普新政府作为财阀和军事集团代表的混合体,对华态度虽仍保持两面性,比过去的政府却更趋强硬。此次疫情形势糟糕程度远远超过专家的预期,“美国将再次伟大”的宣言破灭,美国对华气势汹汹,却还要有合作,“斗而不破”的状态会持续。
中美建交后,历届美国政府实际上都将台湾当成西化、分化中国的工具,在政治上用其作为西方式“民主橱窗”,在军事上用其牵制大陆,压制中国的壮大,因此一直不肯放手。1982年1月邓小平正式说明对台湾和港澳的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自1995年李登辉访美后,我军在台海一再进行军事演习,并一直努力进行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不过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是有效能否对抗强敌介入。蔡英文两次当选标志着台湾离心倾向的加强,我方除采取多方面的促统措施外,反台独的军事斗争还要进一步加强。
苏联瓦解后,对一超独霸及主张世界多极化成为中俄关系的纽带。中俄加强战略伙伴关系,也是对美日的震慑,中俄保持战略合作关系的趋势也是不会改变的。
从90年代后期起,中日关系走向“政冷经热”。中日之间的矛盾出现尖锐化,关键在于中国的崛起被日本方面视为威胁,双方发展的结构性摩擦激化。中方一方面要对日表现出严正态度,另一方面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周恩来所提出的争取日本人民的思想。2018年以来,中日关系又有升温,这也是中国力量增强和日本想摆脱经济停滞所致。此次疫情加强了中日韩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冲出美国主导日本、韩国和美元控制国际贸易的局面。
中印边界还存在着12万平方公里争议区,不过对边界问题中方还是立足“让下一代人解决。”印度一直想同中国争夺“亚洲领导权”,近年对华经济交往虽增强,战略的两面政策并无根本改变,莫迪政府上台后一度增强了对抗,不过又要争取对华加强经济关系。此次疫情对印度打击沉重,会带来持续的经济衰退,对华政策的两面性还会持续下去。
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仍局势紧张,其北方的最大危险,在于1975年以后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南朝鲜,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已拉大到极为悬殊的地步。朝鲜不顾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强烈反对,进行了6次核试验,这一举动更使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复杂化。2018年金正恩承认无核化,并在一年内几次访华,同特朗普也连续进行会谈,不过真正“弃核”很难。如今我国努力缓和半岛的紧张局,不过当地仍蕴藏危机。
目前国际反华势力策动“藏独”、“台独”、“东突独”、“蒙独”、“港独”这“五毒俱全”,图谋以此瓦解中国。当年毛泽东是以阶级解放争取少数民族下层群众,在长远的建设中发展经济才能形成更强的凝聚力。事实证明——发展是硬道理,解决边疆民族问题的关键也是经济发展,同时解决社会公正问题,也是解决边疆民族问题的重要一环。要消除目前危害国家核心利益民族分裂心腹大患,并保证内地的稳定,关键要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反腐败斗争也关系着政权稳定性。
中国的发展要走向世界,前些年确定了“一带一路”的外向型发展规划。我国的对外投资重点要适应这一战略,国防建设也要以经略海洋为重点。不过近来疫情的冲击,对“一带一路”的投资和建设项目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如何克服消极因素并保持发展势头都面临 着新问题。
今年全球性的意外灾害,在经济上对我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冲击,如内外需求出现了低迷,经济上有许多困难。疫情会带来全球经济危机,可能出现萧条。经济越有危机感时,人们越是要给自己的经济找出路,找好的投资点。中国疫情导致目前经济发展减缓,进出口双双下滑,外资投入却没有下滑,这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经济的看好。“栽得梧桐树,自有凤凰来”。
三、国防建设注重“软”和“硬”两手,适应信息化潮流
新中国成立后70年来,我国的国防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有了极大的增强。解放初期毛泽东就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经过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打出了国威军威,重建了鸦片战争以后丧失的民族自信并赢得国际尊重,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心理支撑点。随后,毛泽东又显示了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心,在发展“两弹一星”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抓住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使中国成为世界的核大国之一。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使中国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国防建设也迈入一个全新阶段,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也在现代化、正规化和革命化的道路上再度高歌前进。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又转变了思想认识,看到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现实性,在军队建设中减少数量以提升质量。
1989年中共中央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把国防和军队建设与改革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经过一段忍耐时期和寓军于民的科技发展,中国又能在90年代后期起迎来国防建设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
进入90年代后,国际上高技术局部战争成为军事斗争舞台的主角,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到来向中国国防事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展现了新的机遇。钱学森认为:人类过去有两种战争形态:靠体力搏斗的冷兵器战争,靠化学能和机械驱动的热兵器战争。现在就要进入第三种形态——核威慑下的信息化战争。目前世界新军事革命的主要表现,便是人类又要迈进信息化战争时代。
1991年海湾战争,宣告了人类开启了信息化战争的序幕,对中国军界也提出了重大警示。全军建设必须实行两个根本转变: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自70年代后期起,中国进行了八次大裁军,着重减少步兵,增强技术兵种。
目前,发达国家的军队都向信息化战争迈进。实现信息化的主打武器——精确制导武器的产业基础是微电子、光电、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和原有的航空、航天工业,空间战将成为未来战争崭新的作战方式。当前我国要改变以加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发展高端技术才能保障以信息化为中心的军事变革。
我国政府每两年公布一次的国防白皮书,都说明我国新时期建军任务是以信息化为中心,各军种战略任务也有了变化:
陆军全域机动;
海军近海防御到远海防卫;
空军攻防兼备;
二炮(火箭军)核常并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国防投入大幅增加。由于我国已由一个内向型农业国变成工业产值世界第一、GDP世界第二的国家,在市场和资源方面都要面向世界,要由脸朝黄土变为眼望海洋。我国的国防建设的重点要转入保卫海洋资源,在目前各军种的军费分配中已是海空军优先。而且近年来我国的海外权益日益增加,海外投资有几千亿美元,军队已有上万维和部队走向海外,“面向世界”也体现在国防领域。
自1988年以来,我军能够在南沙海域设点,从此有了军事存在,过去外交上的语言抗议自此变成了实际行动,在争端也才有了真正有力的话语权。南沙群岛“菲律宾入侵最早,越南所占最多(共29个岛礁)、马来西亚所占最肥”这一历史形成的局面,最近因我国的大规模扩礁工程才被打破。我国近年在南海采取的工程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在朝鲜半岛、台海、东海和中印边界这几个方向,也要做好应急和维权的军事斗争准备。
2012年召开十八之后,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军队进行了“四个重塑”,整顿了军风,并实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使军队建设展现了全新的局面。从1997年开始,我军建设开始实行两个根本转变: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这“两个转变”的实质,意味着提高战斗力的重点是依靠科技进步。“三步走”战略——2010年奠基并实现重点突破,2020年完成机械化并取得信息化大进步,2035年到世界最前列。
此次抗疫斗争,又等于是一场全民参加的“无硝烟战争”,胜利靠软实力——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一致的奋斗,也靠崛起的硬实力——国家经济和科技水平近些年的提升 军队的战斗力一是看武器和技术,二是看动员能力和精神面貌。此次抗疫表现于解放军超强的工程能力和动员力,非世界任何国家可比。工程兵可以10小时建一个方舱医院,十天建完整的火神山医院,可谓全球无双,此次抗疫对军队确是一次近乎实战的锻炼。
四、建立“大国防”观念并引领第四次浪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国防建设的最重要启示,就是要在保持传统政治优势的前提下,紧跟世界军事变革的大潮,在增强国力的基础上同步地加强军力,并要坚持和平发展不动摇。总结国防建设主要经验,主要有这么几点:
一是要正确判断世界形势确定适当的国防战略目标;
二是要建立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机制,既要科学化也要民主化;
三是要处理好目标和能力的平衡,对大国和强敌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
四是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国防建设战略,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对时代和世界形势的判断是否正确,对国防建设的指导是关键一环。邓小平指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把自己的事办好,不要好高骛远,不要以意识形态而以国家利益定亲疏。改革开放使中国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这是对传统民族精神的大改造,这才使我们的民族迎接很好的机遇和挑战。
我国的国防建设要以苏联的教训为戒,坚持走服从国民大局的道路,坚持可持续发展,完成新一轮军事变革。如今我国的发展有着百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好条件,实现科技强军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高技术水平有待提升,军队现有结构也需要做大的改革。目前我国在微电子、光电新材料等方面仍有薄弱点,被西方“卡脖子”。目前抓住机遇,实现产业升级,不仅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也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保障。
从世界范围来看,如今军事科技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已使指挥自动化水平大幅提升,“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再是形容词而成为事实。中国军队的信息化水平现在也大有很大提高,统帅部能够便捷地实施远程摇控指挥,这就能设立“扁平化”的编制,以往那些机构大、层次众多的指挥机构也可以大大精简。
从国家发展的需求看,我国经济已经呈外向型,近些年已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贸易的严重依赖不可避免地使国家利益对海洋的依赖加深,为保卫国家利益服务的国防建设重点也自然应该有所改变。从中国的国力和面临的军事威胁来看,以陆军实施陆地防御为主的作战形式已经不再符合新形势的要求。从2015年以来,在习近平亲自领导下,我国军队开始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军改,主要表现为领导体系改革,实现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这是符合世界军事变革潮流的应有之举。
现代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使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也多样化,非战争威胁也日益严重,生物侵害威胁就是一例,现代国防是全民参与、多领域全面配套的国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战斗力,增强科技水平也是加强国防力量的关键。
如今已来临的第四次浪潮是大数据时代,信息化达到精准掌握动员潜力、对接动员需求的重要手段。如在疫情期间,国家卫健委每天都在网上掌控数据。近年来国家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其他信息技术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通过大数据,在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中能将识别风险精确到了个人。这不仅可用于远程医疗防病,在公安和军队动员中也有重大意义。
通过抗疫斗争,我们更应坚持习近平提出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国体制的优势,遇大事便彰显出来。唯物史观认为,评价社会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在于能否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妥善处理社会矛盾,使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西方强调民主有其历史进步性,不过以极度个人主义至上,蔑视集体主义,这种制度并非优越和正确。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70年,经济总量由世界第14位跃居第2位。1978年后的40年平均每年有9.3%增长率,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任何国家以这么高的增长率,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如今,我国的人均产值和一般群众的生活水平还不如西方国家,不过相信通过全党全军的努力,实现“中国梦”的目标是一定能够达到的。
徐焰,国防大学退休返聘的技术二级教授,专业技术少将,博士生导师,校军事思想和军事历史学科带头人,先后曾任清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山大学、二炮工程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二十几所地方和军队高校的兼职教授;连续三次被评为国防大学杰出教授,又是“全军优秀教师”称号和“全军杰出科技人才奖”获得者。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中心、日本防卫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和讲学。二十多年来单独撰写的学术著作已出版二十多部,有一些还被翻译成日、英文在国外出版。此外,还撰写过几十部电视片并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播出,并长期担任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特邀佳宾。2009年天安门国庆阅兵、2015年天安门“九三”阅兵和2019年10月1日天安门阅兵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做专家现场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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