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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2月16日至18日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明年中国经济工作的目标是什么？具体怎么干？困难如何破 ？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 刘元春 ，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院长贾晋京，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 刘英接受了国是直通车采访，以下为 国是直通车对30位专家的采访原文。本文转自12月18日“国是直通车”微信公众号。
如何理解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应是供给和需求实现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也就是说需求总量和供给总量大体适应。这样的供求总量大体平衡的增长水平应该就是合理的增长水平。围绕着这个水平附近的一个区间，就叫合理的增长区间。
目前供求关系仍处在需求不足的状态。这就意味着经济尚未达到合理的增长区间，下一步要进一步抓好扩大内需工作，要进一步解决需求不足的矛盾。
在此过程当中，中国经济还是会呈持续回升向上的运行态势，何时供求大体达到平衡，生产能力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就业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障，应该说可以把它确定为合理增长的区间。在这个区间，宏观经济政策会大体转向以稳定为主。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王孝松：明年中国经济在设定发展目标时候要考虑整体国情，各地方政府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也要紧扣各自实际情况，从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策略方针，不能一刀切和急于求成。唯有将稳中求进贯穿始终，才能避免急转弯。
为什么要强调政策的可持续性？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今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此之下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具有特殊时点性和战略性。具体来讲，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定位很明确，要保证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保证十四五新发展格局能够迈好第一步这两个明确的任务。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煜：此次会议最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明确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这是明年的重点。强调宏观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表明中国宏观政策越发注重长周期视角，不仅是从当下出发，更兼顾到未来发展的需要，更加科学、精准、有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陈凤英：让政策不出现“急转弯”的关键在于把握政策的“时度效”和“时间窗口”。在财政政策中强调科技创新是因为科技研发是时下的紧要任务，中国亟需财政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通过“补短板”实现“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从而进一步增强供应链产业链安全性。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与以往相比，今年的财政政策当中，强调了“更可持续性”，这一变化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仍将保持稳定发展，宏观政策也仍将保持一定的延续性。随着中国疫情好转和经济逐步复苏，一些刺激性经济政策也会有一定过渡期。
红塔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可持续性”也侧面印证了政策的稳定性，这也是为什么会议中强调在政策操作上“不急转弯”的原因。随着中国经济回暖，在保持适度支出强度的基调下，中国财政政策不会收缩过紧，专项债猛降的可能性也不大，但赤字率或有所回调。
货币财政政策有何取向？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货币政策料将于2021年年中开始回归正常化，但整体仍将以“稳杠杆”而非“去杠杆”为基调，较2020年下半年的边际调整力度不会过大。结构化、精准化的流动性和信贷调节工具将得到更频繁应用。
积极财政要“减额增效”。由于经济基本面稳步向好，积极财政的规模料将适度下调。但考虑到明年财政收入增长及支出进度提速，单位财政扩张对经济的提振效应有望增强。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明年在宏观调控方面要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财政方面要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还是需要强调稳健的基础上更加灵活适度，M2和社融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相适应，这样的话就会使宏观杠杆率总体在明年保持稳定，避免金融风险进一步上升。
所以，今年为应对疫情出台的一些支持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我想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灵活处理，这有助于小微企业平稳经营，也有助于就业稳定。
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明年货币政策不会是一个所谓的政策从紧或收紧的政策取向，实际上由于通胀相对来说是低通胀，消费恢复也是缓慢的过程，制造业也可能开启新一轮增长周期，这些都需要利率维持比较合适的水平，也需要在信贷方面有一定的支持力度。
所以从经济的基本面及从通胀或经济动能转化方面来讲，并不支持一个所谓的过早去收紧货币政策的政策趋向。所以明年的货币政策大概率是维持目前水平。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怎么做？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院长贾晋京：明年重点工作把“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放在首位，实际上意味着“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科技摆在先行位置上，创新是驱动力。我们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时，必须打通内循环里的一些关键堵点。例如，国内要转型升级发展，很多科技领域被“卡脖子”的环节必须打通。只有将这些关键环节掌握在自己手里，国内大循环才能循环得起来。
监管与金融创新未来什么关系？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金融创新必须要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这意味着我国将来的金融创新存在四个前提。一是金融创新不能引发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是金融创新要服务实体经济，三是金融创新应考虑能够更好地实现普惠发展，四是金融创新应有的方向是如何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
要求金融创新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是仍然鼓励适宜的金融创新，这需要监管不能管死，不能让金融创新失去活力。希望在适度监管和审慎监管下，我国依然能出现金融创新的大好局面，但这些金融创新的根本目的和作用是推动社会的进步，推动中国新常态经济的发展。
高水平开放要做什么？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下一步中国要推动高水平开放，应该有以下几个抓手：
第一，尽快打造一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市场体系。这个体系应充分体现透明、公开、法治，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使他们能真正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公平竞争，享受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
第二，在现有基础上加快打造全球最佳营商环境，稳定投资者预期。
第三，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通过放管服改革，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第四，加大市场准入开放程度，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第五，充分发挥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作用。现在中国虽然市场规模大，但因为部分地方搞地方保护主义，树了不少壁垒，还有无序竞争，制约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效能。今后应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使中国庞大市场的优势真正得到发挥。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余淼杰：可以借鉴刚刚加入的RCEP的一些经验来推进我国积极参与CPTPP的谈判。
一是在商品贸易方面，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并尽可能地在谈判中强调我国实行区域的累计原产地标准，同时做好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的工作、优化营商环境、减少进口进关成本等。
二是在服务贸易方面全面推进负面清单模式，以推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开放。
三是在投资方面应当借鉴我国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所采用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并有序地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四是切实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鼓励企业创新，缩小与发达国家在核心关键领域的差距，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加入CPTPP中。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中国积极考虑加入CPTPP，意味着将会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促进国内改革与发展，不仅指明了中国拓展自由贸易区网络的方向，也体现出中国将开放进行到底的精神，更说明中国对外开放将继续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方向走。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从中国目前加入RCEP的相关条款来看，中国目前在服务贸易领域依然采取的是正面清单的承诺方式，中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其实和CPTPP的规则之间还有较大的差距。中国货物贸易的自由化水平程度也和CPTPP有一定的差距。包括国有企业的规制、环保劳工问题、政府采购问题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与CPTPP依然存在较大距离。
这些问题需要中国通过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推进制度型的对外开放，特别是在自贸试验区当中先行先试，去逐步改进经贸管理方式和制度安排，使之能够跟21世纪的贸易投资规则体系去逐步对接。
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有多重要？
赛迪集团总经理兼赛迪顾问总裁秦海林：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首先产业链现代化，是近两年中央一直在提的。这意味着产业链问题或者产业链现代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不管有没有新冠疫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产业链的提升和现代化是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和内在要求。
提升产业链竞争力有益于中国参与到现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建设。国际形势变化和各国对产业链的重视程度提高，全球产业链正在重构，这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即从跟随者，到参与规则的制定。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很重要的一个亮点是提出来要增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这是国内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未来国内大循环国际双循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基础，而不仅仅是由于应对疫情带来的短期的对于制造业的冲击。
因为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的风险，目前来看主要源自于西方发达国家面对中国经济崛起的现实，在贸易和科技方面遏制中国的发展，这个格局在短期之内不会变化。
这就意味过去利用后发优势，大量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实现自身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历史阶段不复存在，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发展思路，增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王有鑫：针对潜在的产业链外流和断裂风险，中国应采取措施进一步稳定国内生产。 一是加大原料药、农产品、生活必需品等产品的生产力度，对相关行业生产提供优惠贷款、财政补贴和出口退税等政策支持，确保产业链供应稳定。
二是加大核心零部件和稀缺原材料的进口规模，增加企业库存，应对潜在的国际生产下滑冲击。
三是建立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运行机制，让“世界工厂”加速运转，确保国内外产业链顺畅运行。
四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进入壁垒，增强服务意识，吸引外资流入，避免国内产业链无序外流，确保国内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在重要行业形成产业“闭环”。
楼市有什么最新信号？
全国房地产商会联盟主席顾云昌：发展租赁市场就是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的重要方式。不是所有城市都需要大力发展租赁市场的，只有在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特别是在现在的城市群、都市圈等产业集聚的区域，如珠三角、长三角等才真正需要发展租赁市场。因为这些地方产业和人口集中，房价收入比又相对较高，购房难度较大。
未来租赁市场发展最重要的是形成多元化的投资结构和供应主体。比如：有保障性的公租房、有政府补贴的、有市场化的长租房等，它们都有各自的目标客户。租赁市场土地供应也更为丰富，包括传统土地供应、集体建设用地、闲置土地等，这些都有利于增加租赁房供应，稳定租金水平，更好地解决新市民的住房问题。
贝壳研究院首席分析师许小乐：会议明确提出对大城市住房问题的解决。2020年在货币政策宽松背景下，资金不可避免地外溢到房地产市场，局部城市如深圳等大城市住房供需矛盾进一步激化，房价出现明显上涨。
城市住房供需矛盾大，房价过快上涨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人口流入形成阻滞作用，不利于城市发展，所以将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列为明年重点。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要注重“因地制宜、多策并举”。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对住房保障、对长租、对供地转向民生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所以这么强调，目的就是推进“住房需求侧管理”。
“住房需求侧管理”不再是需求端加杠杆、靠财富预期刺激买房，而应该是在对“需求分层”的基础上，对低收入人群、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的分类支持，住房供给侧改革，公租房、长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就是为了迎合需求侧。
为什么要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种业在保障粮食安全、在提高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产品竞争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未来的粮食生产中，由于土地有限，靠扩大种植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已经不太可能，因此下一步粮食生产的关键是提高品种单产水平，聚焦“藏粮于技”，中国的玉米、大豆单产水平低于发达国家，需要进一步提高，水稻还需要提高品质、改善口感，牛、羊、猪等畜禽良种种源还面临着依赖国外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加强种业研发，提高种业水平。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要加大种业创新力度，关键要深化改革，其中有三方面工作需要加强， 一是要把高校、科研院所的育种研发资源与种业企业有效组合，实现产学研融合，使种业的研发更好市场化，使研发资源更多流向企业。
二是要改善评价和激励机制，农作物新品种的评审要更多突出需求导向和市场导向，把品质和风味的改善作为更重要的指标。
三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从国家层面加大对种业等重大关键环节研发的支持力度，培养大国优势，克服种业市场“小、散、乱”的弊端。
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宋敏：目前中国的种业企业比较弱小，研发能力和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比较弱。中国目前自主创新品种很多，但是质量较低，缺乏原始创新，有大量修饰性育种（即在原创良种之上进行小的调整改良），很多属于低水平的重复。
下一步应该加强自主创新，多培育一些原创的比较大的新品种，要加强市场主体的培育，以企业为主体来创新，目前对种业新品种保护水平较低，“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护企业创新的利益。
脱贫工作未来怎么干？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雷明：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并不意味着工作的完结，而应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还要继续艰苦奋斗。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看到，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
要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现象，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做到“两个稳定”，即要保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保持现有帮扶政策、资金支持、帮扶力量总体稳定；“两个健全”，即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继续对脱贫县、脱贫村、脱贫人口开展监测，持续跟踪收入变化和“两不愁三保障”巩固情况，定期核查，动态清零。
同时，还有“一个兜住”，即兜住民生底线，规范管理公益岗位，以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为依托，促进弱劳力、半劳力等家庭就近就地解决就业，保障这些民众基本生活。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巩固成果，防止返贫，是未来几年最重要的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但一部分人脱贫标准不是很高，还有一部分人超过贫困线不是很远，在“两不愁三保障”方面存在一些风险点，需要通过政策的延续和持续监测，确保脱贫人口未来收入水平不跌至贫困线以下、确保“两不愁三保障”不出现问题，从扶贫来说，防止返贫是未来几年的“头号任务”。
从长远来看，解决贫困问题还是要通过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使农民收入进一步提高。因为脱贫摆脱了绝对贫困，只是起点，脱贫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使所有人收入共同提高。乡村振兴缓解相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要使脱贫人口、低收入人口收入增长得更快才行，就需要逐步从解决绝对贫困政策体系，走向缓解相对贫困政策体系，将政策衔接好。
为什么要强化反垄断？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研究室副主任黄晋：当前，推动资本理性行为、维护行业良性发展已经成为各主要司法辖区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平台经济领域执法的重点。信息通信技术革命推动了平台经济领域的迅猛发展，使得其已经成为资本青睐的重点。一方面，资本积聚能够为平台经济领域的高速发展带来充分的活力，另一方面，资本的非理性行为往往又为该领域未来的持续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自2016年 以来，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和欧盟等主要司法辖区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纷纷加强平台经济领域的研究和执法，以保护平台经济领域的公平竞争秩序、维护用户的合法权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中央虽然释放了反垄断的强烈信号，但也明确鼓励企业合法合规创新发展。200字左右的文字里面，非常明显的强调了发展和规范之间的平衡，中央的基本立场还是要去支持创新发展的，支持平台增强国际竞争力，只不过这种发展是要在规范的基础之上，防止借助垄断地位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去扩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完善“数据收集使用管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这部分的强调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当前，民众对“大数据杀熟”“不合理搭售”等行为多有怨言，如果能够对此予以规范，将有效保护消费者权益，回应了很多民生关切问题。
中国现代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万喆：关于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其实监管和平台企业健康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一方面，平台企业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能因为它披着互联网的外衣就不监管；另一方面，互联网确实是新生事物，对促进经济发展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对它的认识特别是如何监管，现在还在一个积累经验、逐步完善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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